武 治 平

1950年12月8日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成立，首任局长是余心清同志。余心清同志坚强不屈的革命生涯和对工作勇于负责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

余心清同志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898年。其祖父曾是淮军一名勇将。余心清出生后，家道败落，他的童年是在南京度过的，没读完小学即因贫困而辍学。余心清是长子，下有弟妹共12人，因家贫大多夭折，最后只剩下心清、文瑞、恩惠、恩慈4人。余自幼聪颖好学，1915年考入美国在南京创办的金陵神学院，192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取得神父资格，成为一名神职人员。1922年被“基督将军”冯玉祥聘为随军牧师。1923年冯玉祥在北京创办军官子弟学校（培德中学），任命余心清为校长。1924年余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少名人如胡适、顾维钧、 陶行知、徐志摩等曾就读于该校）。1927年毕业，回国后出任冯玉祥在开封创办的政训学院院长，并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女同学刘兰华结婚。1930年就任冯玉祥在山西创办的铭义中学校长。1933年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任命余心清为同盟军总务处长兼察哈尔省民政厅长。1933年末参加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发动的反蒋事变，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李济深）经济委员会代主席（主席冯玉祥未到职）。1934年初，福建事变失败，蒋介石下令通缉余心清等人，余流亡日本。1935年余潜回国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周恩来亲自指示余心清在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抗日统战工作，余心清出任驻防山东省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曾是冯玉祥旧部）政训处中将处长、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副主任（主任韩复榘）。在此期间，余曾聘请著名教授、中共党员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等出任政治教官，在部队中发展革命力量，我党许多高级干部曾是这个训练班的学员。1939年余心清就任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开展救济流亡难民的工作。1944年余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与中共统战要员徐冰等人建立直接联系，积极投身民主运动。1946年余又和冯玉祥、陈铭枢、朱蕴山、李济深、张澜、龙云等人在重庆秘密开会，商讨救国之策。会后余受李、冯指派及周恩来、叶剑英的具体安排于1946年9月抵达北平，出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孙连仲），中心任务争取孙连仲起义。举棋不定的孙连仲表示愿与中共洽谈。余当即打电报给周恩来：“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然而不幸的是，此时中共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保密局侦破，电台台长李政宣被捕叛变，导致北平、天津、沈阳、上海、兰州等大城市的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包括著名的“北平五烈士”（谢士炎少将、丁行少将、朱建国少校、石淳少校、赵良璋尉官）等多名共产党员被杀害。余写在纸烟盒上的电报稿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致使余于1947年9月26日被捕入狱。1948年5月27日余心清在狱中写下遗言：“中国在黑暗中，我死在黑暗里，黑夜不会太长。独夫就要完场。朋友们，不必为我悲伤，天亮以前要把恶势力的残余扫光。”余的夫人刘兰华曾就读于燕京大学，当年的校长司徒雷登，此时正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刘兰华求助于司徒雷登，司徒对蒋介石说：“这个人杀不得，他又不是共产党，你杀了他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蒋介石最终未杀余心清。1949年初，蒋介石避居奉化溪口，“代总统”李宗仁上台。经“小民革”与中共地下党的大力营救，余心清及梁蔼然（地下党员，曾任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的少将秘书，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长）等4人获释于南京。出狱后，余赴上海转道香港进入解放区。在香港滞留时，他写成十余万字的《在蒋牢中》一文由港报连载并成书出版。1948年11月余心清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勇于负责的领导干部

北平解放后，余心清同志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新政协副秘书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当年他意气风发，精力旺盛，全身心地投入到建国后的繁重工作，在机关事务、礼宾礼仪、外事活动、交际接待、民族事务、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中都做出了显著成绩。

余心清同志于开国之处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曾与外交部有关同志一起，参照各国礼仪，为新中国制定了最初的外交礼仪规定。主持召开了各大行政区政府交际工作座谈会，并把各省、市交际处负责人调来北京学习。他多年出任典礼局长时未设其他副职，事事都要由他过问，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深得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记得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讲过：“现在各部门都说干部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工作也干得蛮好嘛”

建国之初的机关事务管理局是负责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系统的事务工作，头绪繁杂，任务琐细。余心清同志一再教育工作人员要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政治意义，他强调说：政府工作有两种，一种是政务工作，一种是事务工作。这两种工作等于汽车的两个轮子，少了一个轮子车也开不走。余心清同志处处以身作则，同时他对于手下的工作人员要求也十分严格，他不能容忍任何一点粗心大意和不负责任的现象存在，谁要在工作上出了差错，他都会当面批评，绝不姑息牵就。

余心清同志是我党的真挚朋友，好同志、好干部。他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热爱自己倾心为之奋斗的机关事务和礼宾礼仪工作。然而，令人愤懑不平的是他不曾死于蒋介石的铁牢之中，却死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浩劫暴政之下。1966年9月4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余心清同志含冤辞世，终年69岁。粉碎“四人帮”后，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齐燕铭同志亲自抓了余心清同志的平反昭雪工作。1978年10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余心清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齐燕铭到场主持了追悼会并致悼词为其平反昭雪。当时的齐燕铭同志已是重病在身住进医院，但他不顾医生的劝阻仍坚持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谁能想到几天后的10月21日，人们在同一地方又为齐燕铭同志举行了追悼会。这种生死相连的革命情谊，感人至深。国管局的同志怀着沉重的心情协助有关部门为这两位机关事务工作的奠基人办理了丧事。1981年3月13日，刘澜涛、平杰三、张执一同志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我党的挚友余心清》，充分肯定了余心清同志光辉的一生。余心清同志的学生和挚友、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授尹心田赋诗悼念余心清：

“不念圣经讲革命，红色牧师世人惊。热心办学育英才，桃李芬芳笑花丛。莫说文人纸谈兵，抗日救国急先锋。坚强不屈争民主，为国何惧蒋牢笼。一心建设新中国，德才兼备显大能。刚正不阿存浩气，敢说敢为真英雄。志士可杀不可辱，奋斗毕生余心清。革命自有后来人，英灵可慰天九重”。

我眼中的余心清同志

1950年12月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成立，到1954年10月余心清同志调离管理局，我所在的总务处膳食科一直是余心清同志分管的一个下属单位。五十年代初，国家的一些重要宴会多是在他直接领导下由北京饭店和管理局膳食科共同承担。宴会时我只负责厨房部分，宴会厅的工作则由北京饭店的郑连福负责。我的直接领导只有膳食科长姜焱钦和余心清同志二人。在将近四年的工作接触中，余心清同志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 余心清同志是一位精通餐饮业务的专家

中餐讲究“八大菜系”。余心清同志对各个菜系的特点、菜名、在京的名厨、餐馆饭庄的地点情况都非常熟悉。有时甚至还能指出某一道菜的刀工、配料、火候等方面的制做工艺，令我这小青年内心吃惊不已。北京饭店在解放前没有中餐部，解放后首先接待的是新政协的民主人士，因此必须开设中餐部。在余心清同志的亲自筹划下，北京饭店开设的中餐以淮扬菜风味为主，他点名招聘来的几位淮扬菜名厨，其中的朱殿荣成为北京饭店的厨师长，“开国第一宴”的主厨“明星”；桂焕云、赵富平先调到了膳食科，后来桂焕云成为周总理的厨师，赵富平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的厨师。余心清同志还从广东高薪聘请了粤菜名厨陈胜，月薪达到800斤小米，这在当时我们心目中已是“天价”了（当时我的“月薪”为90斤小米）。

（二） 余心清同志是一位礼仪专家

余心清同志是新中国国家第一任典礼局局长。是新中国国家礼宾礼仪工作的创始人。他会同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制定了新中国初期礼宾礼仪工作的典章制度。1957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洛希洛夫访华，我作为欢迎的群众也去了机场，亲眼看到飞机降落前余心清同志拉着毛泽东的袖子，掺着刘少奇的胳膊，把迎接贵宾的首长一一安排到合适的位置。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向解放军将领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主持并宣布授衔典礼开始。那天下午的授衔仪式共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

（三） 余心清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深入严谨

膳食科的干部、炊事员都对余心清同志敬畏有加，一听说他要来检查工作，大家都非常紧张并迅速作好准备，但思想感情上并无对立、抵触之情。因为他对厨房的事非常“在行”，指出的问题和缺点叫人心服口服。

（四） 余心清同志是个刚正不阿，坦诚待人的民主人士

北京解放之初我曾在新政协筹备会翠明庄招待所工作，接触过一些民主人士。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对我这样的共产党干部都非常客气，从不指出我们的缺点和不是。而余心清同志却不同，他经常会很直率地指出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或失误，从不顾忌什么党内党外、资历背景、人情事故。有一次，我的工作有失误，他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使我汗流浃背，外衣都湿透了。他当时还对我提到：“中山公园有个武治平，比你这个武治平可强多了，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此事给我的振动非常大。事后我还真设法了解了在中山公园工作的那个武治平，原来是1935年在川陕边区就参加革命的一个红军交通员，年龄比我大20岁。我当时感到能把我这个20出头的小青年和一个老红军、老革命相提并论，也是他对我的一种期盼、鼓励和信任，心中反而十分欣慰。

自从1954年余心清同志离开管理局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到现在56年了。如今望着照片上他那熟悉、亲切而又严肃的面容，使我的内心充满了崇敬、感激和不尽的哀思之情！